华林甫在《中国历代更改重复地名及其现实意义》（《历史研究》2000年第4期）上认为，地名重复是中国历史上的常见现象，历代曾进行过六次大规模更改。以西晋太康元年、隋开皇十八年、唐天宝元年及民国三年的更名规模最为宏大，使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县级及其以上重名问题得到较为彻底的解决。更改重复地名的原则与标准，经历了一个由加方位及对称字来修饰，至完全更改用字相同的重复地名，再至取消文相类及声相近的地名的演进过程。当今地名存在类似问题，建议在适当的时候更改因字同、形似、音近而容易引起混淆的50多组地名。
张纯在《中国古代戏曲音乐的历史流变》（《史学月刊》2000年第4期）一文中指出，戏曲音乐是指唱、念、做、打依靠音乐将其综合、统一于舞台之上。戏曲音乐的主体是声腔艺术，戏曲声腔艺术萌芽于金、元时期的北曲与南戏。北曲的形成与发展，确立并开创了我国初具规模的戏曲音乐。曲牌联套体制的组织结构较为严密完整，调性色彩对比较为鲜明，形成了北曲在戏剧音乐发展史上的特殊地位。南戏的音乐成熟虽较之北曲晚，但它繁衍迅速，吸取民间创作的传统特点，特别是采用了北曲的套曲，形成了“南北合套”，同时也解决了复杂的音乐技术问题，成为戏曲声腔艺术繁荣、发展的基础。
孟昭连在《论唐传奇“文备众体”的艺术体制》（《南开学报》2000年第4期）一文中认为，唐传奇的产生标志着我国古代小说的成熟。前人谓之“文备众体”，即史才、诗笔、议论三者结合，形成了传奇独特的艺术体制。唐传奇“史才”的形成与史传文学密切相关，借鉴了史传文学围绕主人公命运发展过程，按时间顺序依次叙述，及塑造人物性格的写作技法；唐传奇注重抒情诗，以骈体语言描写景物，及以诗歌杂入正文之中，形成了“诗笔”的艺术特点；“议论”的作用是对叙述的故事加以评论，对人物进行褒贬，力图从具体的描写中抽象出哲理来。“文备众体”既是唐传奇的一大特点，也逐渐成为古代小说发展中的一条重要规律，说明小说的产生与发展都是多种文体相互影响、渗透、融合的结果。
封建教诲化倾向
马瑞芳在《〈聊斋志异〉的男权话语和情爱乌托邦》（《文史哲》2000年第4期）一文中指出，《聊斋志异》中的爱情故事有明显的封建教诲化倾向，爱情女主角经作者主观意志过滤，以男权话语扭曲成“蒲松龄式”女性形态：以男性需要为中心，子嗣凌驾一切。作者久以鹤梅当妻子，用小说作精神漫游，创造出穷书生驰想天外的情爱乌托邦，以神鬼狐妖形式出现的女主角对落魄书生无条件忠诚，只付出不索取。因作者对两性采用双重标准，“矢死靡他”的爱情被纳入“双美一夫”男权轨道。只有以男性中心的酸腐论调减退，道德说教让位于真实人生、真情真性，对女性美的观察描写占主导地位时，作者才能创造出鲜活的女性形象并蕴含深邃哲学内涵，爱情故事才能得以姹紫嫣红、日久弥新。
杜文玉在《唐代宦官婚姻及其内部结构》（《学术月刊》2000年第6期）一文中认为，宦官娶妻在我国古代由来已久。根据史籍记载，宦官大量娶妻出现于东汉时期，但当时人们对此是持批评与谴责态度的。到了唐代，宦官娶妻养子之风尤为兴盛，不仅上层宦官如此，即使中下层宦官只要财力状况尚可，亦普遍地娶妻养子。人们对此也习以为常，在心理上接受了这种社会现象，不再视为违背人性的反常行为。唐代宽松的社会环境，是这种婚姻关系存在的社会基础。但无论如何，这种建立在牺牲广大妇女利益基础上的宦官婚姻，是一种残酷畸行的婚姻关系。
黄键在《市场阴影下的忧思与抗争——沈从文文学批评研究》（《福建论坛》2000第3期）一文中认为，沈从文一直对文学流通中的商业化运作方式怀有强烈的戒惧与警惕。这是他批判“海派”文学作风与提倡反“差不多”运动的一个重要的深层动机。在沈从文看来，文坛上的各种“时髦”潮流，都可以认为是一种市场效应，即使是文学的政治化，也是一种广义的市场效应。这种对于文学的市场化效应的忧虑，与他对文学的人文期待有着密切的联系。作为某种建设性的阻击方式，沈从文撰写了一系列文学批评文章，希图在提供一种对当代文学的正确理解的前提下，为处于四处泛滥的商业炒作气氛中的读者作一廓清迷雾的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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